第二天,我把关林的意见如实向陈佳慧作了汇报,看得出来他们早就暗中说好了的,要我出面不过是打个圆场而己。
陈佳慧说,你把老黎请过来,老黎过来后老板交待说,去把广州打过来的预付款先划800万到建行榆港办事处开个户。
平时公司的帐户都开在工商银行,老板跟工商银行的关系也很好,平常公司购进原料或资金周转出现暂时困难时,只要打个招呼,一两百万的临时贷款都会及时划进公司的帐户,我就不明白老板咋就不在工行贷却跑建行去另外求人。
我开车和老黎一起去了工行朝阳路分理处,在办理划转业务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划转500万元以上的资金必须要主任签字才行。
我知道分理处主任和陈佳慧可以说是铁姐们,她们经常在一起喝茶打麻将,办这么件事肯定不成问题,于是我就叮叮咚咚地跑进了主任办公室。
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是那种典型的海南人;个子并不高但颧骨却很高,有着一副厚厚的嘴唇,脸上的皱纹细细的,仿佛轻轻一搓就会消失得干干净净。
手背上清晰地露着青筋,手指关节上好象几天前才摘下箍得很紧的戒指,还留有一道明显的白色的印痕。
她衣着很朴素,也不穿金戴银,脸上的表情不温不火的,不似陈佳慧那般风风火火的性格。
看了我递过去的单据,主任的脸上就象那白天的月亮突然飘过来一朵乌云,原来那惨白的光亮瞬间就成了暗灰色。
她抓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用本地方言和对方激烈地争论起来。
电话里传来的是陈佳慧的声音,我也仿佛听清了是主任不同意将存款从她的分理处里划出去。
银行都实行绩效考核,其中组织存款就是一项很重要的指标,而且这考核的结果都直接与分理处职工的工资和她当主任的奖金挂钩的。我当初的预感果然灵验了。
主任把电话递给我,说:“她要你听电话。”
陈佳慧在电话里对我说,把单据先放她那里,你们回来吧。
回到公司看到老板很生气,刚进她办公室就看到一只拖鞋躺在门边的沙发旁,不知刚才哪一位倒霉鬼不合时宜地去找她被她的拖鞋砸了。
我和老黎都颤颤惊惊地站着,不敢说话。
“钱,钱!都他妈的为了钱!”
老板打着一只赤脚在办公桌后来回走着。
见状,我连忙拾起脚边的拖鞋给她送了过去。
“唉……”
老板坐到皮转椅里深深的叹了口气,说:“这样吧,我与她约一下,下午请她到立顿茶楼喝晚茶,你就代我去了,我今天不想见这婊子。”
老黎去准备两万块钱吧。
下午下班后我马上开车赶到立顿茶楼,选了个靠窗的位坐下。不一会,主任便拎着一个大大的白色的皮包进来了,我连忙站起来让座。
“我们老板下午有个应酬,要我先过来陪陪您,她一会就到。”
我不知道我用的这个“您”字她能否听得出来。她顾自坐在我对面的椅上,摘下纱巾放在皮包上。
“你们老板不够意思,这么多年都是我在扶持她,不能因为一笔基建贷款说转户就转了吧,这不是过河拆桥吗?”主任愤愤不平地报怨。
“实在对不起,主任。公司的基本帐户仍留在你们那里,我们在建行只开设基建帐户……”我小心冀冀地解释道。
这时我的电话铃响了,这是和陈佳慧约好了的,只要主任一出现我就借故离开,把那装有两万元现金的信封留给她就行了。
我把信封往她面前推了推,说:“刚才公司来电话,有点急事需要我去处理一下,您在这等一会我们老板就到了。”
我下楼时顺便拐进了洗手间,当我再出来时主任已离开了原来的坐位,那个大大的信封已不见了。
从立顿茶楼出来,我在想,办个私营企业也真他妈不容易,贷款要花钱买人情要请小姐陪人家睡觉,现在就是转个户也那么困难,什么都得讲钱。
我暗暗地同情起陈佳慧来,她找钱那么不容易,一分一厘地与客户讨价还价,一时一分地计较着员工的上下班,而辛辛苦苦找来的钱却这么大笔大笔地花出去。
这时我才想起邓雅云那里还有5000元应当收回呢,能节约一分算一分呀。
我一边开车一边掏出手机拨通了邓雅云的电话。
“新哥,什么事呀?”邓雅云庸懒的声音。
“什么事?那天的工钱还没付给你呢。”我很认真地说
讲好的价钱我得付,但交给她打麻将要求输给关主任的钱她没输,没输就得收回来,桥是桥路是路。
“哟,难得新哥记性那么好,我还认为又有什么新客户了呢。这样吧,我现在还上班,呆会下班了我联系你好吗?”
婊子!上班?不就是上班只要一张床吗?
我把车开回了大杂院,耐心的等邓雅云的电话,不耐心行吗?我又没钱包她,只好等她办完自己的事才有可能跟她谈我的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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